满族史学泰斗金毓黻先生
金毓黻先生，满族，字静庵，号千花山民。祖籍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旧 华子县）南关后八家子屯，祖上隶满洲整蓝旗。生于1887年7月19日(清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逝世于1962年8月3日，享年七十六岁。是我国著名的近现代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北文献史学家，堪称东北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一生著述一千三百余万字，为中国史学界一座丰碑，罕有其匹。
金先生早毕业于辽阳启化学堂，后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受教于桐城派古文学家黄侃门下，北大毕业后，返回东北。1931年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自述说：“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国数千年之惯，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问政治无明确之界画，故学问之士非投身政界无以谋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在此期间，他利用从政的便利条件，组织“东北学社”，创办“东北丛镌”。九一八事变后，金先生不幸被日寇居捕，拘押三个多月被胁迫出任任伪奉天公署参事、奉天图书馆馆长。即使在这样国破家亡身陷狼穴的境况下，金先生毅然坚持主持修著《奉天通志》其内容客观严谨，终未与日寇谄媚寸辞半字。1936年夏，金先生借出国访问之机逃离沈阳沦陷区，借道日本，于7月12日乘英船加拿大皇后号，化名乔装秘密从神户回到上海。金先生为此庆幸作诗《神户至上海航行中作》云：“鹤鸣破清空，天高一何迥。鱼龙汩出没，沧波森万顷。仰视星斗繁，云开知夜永。孑身适万里，茫茫若漂梗。家山念已破，寸心常耿耿。露坐到天明，同舟人未醒。”吟咏了当时的情怀。在上海登陆后，由蔡元培先生、傅斯年先生的介绍，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1937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1年转至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兼任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主任。1945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重睹承平，喜成数绝句》：“夜半惊传日寇降，人声如沸动秋江，不教亿兆终沦劫，最后成功弹一双。客里惊心岁月深，俄传颉利已成擒，得偿结伴还乡愿，一掷何妨十万金。大难初平路渐通，收京赋罢气如虹，江南烟景应无恙，待趁轻舟下峡东。”大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的味道。急切归回东北乡邦之感，溢于诗外。1946年返乡，“光复岁星一周，值余返里，感慨百端，赋诗以明怀抱。”“欢然胜利声，忽忽己一祀，西南作流人，终得返桑梓。少年结新交，故旧半生死。寻得耐久朋，小聚良可喜。朝夕拾坠欢，薄醉盘飧市。狂吟动邻翁，唱酬累百纸。”愉快欢欣，诗兴大发已累百纸。1947年2月任国史馆纂修，4月任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金先生温文尔雅，颇有儒家风范，从无疾声厉色。他在筹备大会上说：罗子期先生、李文信先生、佟柱臣先生，就像我请的私塾先生，他们与我是一样的。又对事务的人员说：你们要听我的话，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因为他是一位学者，尊重知识，以学术领导学术机构。1949年1，北平解放，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金先生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1952年调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以迄1962年逝世。
金先生著述甚多，《静晤室日记》当为其代表作，这部手稿我在金先生家中看见过，毛边纸，朱丝栏，字体均为行草，文言。从1920年3月6日起至]960年4月23日止，历四十年零两个月，装订成17函，共170册，分169卷，系金先生每日治学的记录，亦为半个世纪史料之汇集，卷帙浩繁，共约五百余万字。与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顾炎武《日知录》系同类书，为史学者所必备。
这部日记出版的如此之快，虽然因为有金先生的哲嗣金长振先生和其夫人李玉兰女士对出版的积极资助，但是揆其主要原因，这是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佟冬先生积极筹划分不开的，经佟冬院长提议，由该院历史研究所和图书馆的部分同志参加，组成了《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委员会。顾问：金景芳、邹有恒、叶幼泉，主编：佟冬，副主编：刘英杰、孙玉良、赵鸣岐、宋（火欣），编委：丛佩远、崔国玺、范寿琨、佟铮、陶统秀、孟东晖、张复、张有义。有了这样坚强的组织，不仅使第一编《静晤室日记》这五百万字大作出版有了保证，就是第二编《著作编》三百万字，第三编《文献编》五百万字。总之这一千三百万字的《金毓黻文集》将会全有保证，这真是承平之世，史学界一件盛事，倘金先生有知，当会莞尔。日记系行草，读懂抄清已非易事，还要断以标点、句读，这是和全体编委的努力分不开的。而辽沈书社袁闾琨、扬州邗江古籍印刷厂周光培、责任编辑王申、刘中平也付出很多心力，而沈阳沦陷时期，南关萃文斋主人雒竹筠将部分日记带人关内，亦颇艰险。但日记终于问世，完成了老先生的宿愿。全书十册，附索引一册，共十一册。
抗日战争时期，金先生这位赤诚的爱国历史学家在重庆，而老革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佟冬院长却在延安，两位并不在一地，可是两位学者是同乡，佟冬院长是辽阳四河堡人，金先生是辽阳后八家子人，都是辽阳人，他们不止有乡情，更有学者互相尊重之情。听说1936年“双十二”兵谏，东北大学在西安游行打起的横幅大字，便出于佟冬院长的挥毫，不久佟冬院长到了延安，参加了范老撰写《中国通史》的工作，分担了魏晋南北朝部分，而1952年金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也协助范老编写《中国通史》，虽然巧合，也反映范、金、佟三老的学术思想是一致的。这部《中国通史》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全国解放以后以迄今日和下个世纪，都将起动员鼓舞祖国人民振兴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激情。特别是十年浩劫以后，佟冬院长更扛起社会科学战线的这面大旗，拨乱反正，以大无畏的精神创刊《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不少文史哲经各个方面老年硕学有真知卓见的专文，抢救和保存了这一历史阶段的宝贵历史财富，丰富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内涵，真实而确切地为繁荣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更可敬佩的是佟冬院长的高贵风范，在若不在，从不自炫，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静晤室之含义，金先生解释说：“静晤者，期以静中有所晤也”，“吾人惟守动中求静，静中求乐。”又说：“人能于至动之中，以求至静，然后能以静制动，而不为外诱所夺。”盖欲摒绝外诱，潜心治学也。日记所记：“举凡四十年之生活经历、时事政治、读书笔记、治学心得，文物搜集，考古游记，遗闻轶事，诗文唱和等皆载人其中，作日记读可，作全集读亦可。”特别是关于东北近代史事之记述，(东北军始末简记》、《张作霖别传》、《杨宇霆别传》、《郭松龄别传》、(王永江别传》、《王树翰别传》，许多史实不见于正式载籍，亦鲜为局外人所知，史料价值极高。又如王益之所撰《张学良外传》之考察与补充，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亦为稀世之珍。
金先生不仅精心于东北史研究，精心于搜集东北史料，同时也非常注意实地对史迹的考察，他在编印东北通史缘起中说：“余治东北史地文献之学，垂二十年，于文字记载外兼及金石明器图象，凡足迹所能至，不惮跋涉山川狎犯霜露以赴之。”因此，他曾经考察过渤海上京龙泉府，辽中京大定府，也想去考察辽上京临潢府，以路险未能成行。金上京会宁府、辑安高勾丽丸都山城、北镇医巫闾山东丹王陵、新宾县兴京老城、义县北魏万佛堂、赤峰灵峰院千佛洞、承德避暑山庄、辽阳清耿仲明怀王寺、海城尚可喜墓，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是史料与史迹并重的史学家。
关于东北一词，金先生在《东北通史》一书中解释说：“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但是尾随于军国主义之后的日本史学家，却用满洲一词，以掩饰他们侵略东北的史实。今天日本军国主义的余孽又用东北亚这个地理学名词，来代替东北，其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所以吉林社会科学院佟冬院长，他所主编的东北通史，直接冠上了《中国东北通史》，这个词含义明确，付出了学术上的良心，一雪百年外人使用满洲的耻辱。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金先生奋然要写《东北通史》呢?说来话长，因为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便把侵略中国东北的跳板，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个单位设有历史调查室，在明治四十年即公元．907年，他们受日本帝国的付托，叫嚣经营(“经营”实际上是侵略隐避的同义词)满洲，必须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上，于是网罗了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稻叶岩吉、箭内亘、松井等这批御用学人，要摸清东北史的家底，以利吞并，遂编写了《满洲历史地理》，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金先生感到奇异，他在《东北通史》引言中说：“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姑无论其用意若何，所述有无牵强附会，而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试检其国谈东洋史之专籍，十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总其部居，校其篇目，林林总总，几于更仆难数。世界各国学者，凡欲研究东洋史、东方学术，或进而研究吾国东北史，必取日本之著作作为基本材料，断然无疑。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者读之，应作如何感想。是其影响之钜，贻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此由吾国向无此类精详之专书，可供世界学者之考览，而国人忽略史事，研究不早，亦其一端也。譬之居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牛马蕃息之数，戚郎隆杀之等，主人概不之知。而其邻人或素昧平生之士，登其庭人其室，开其箧缄，一一而探索之，细大不捐，如数家珍，吾知其家之败可立待，且将辇其所藏以人于他人也。今日之情，何以异是。为主人者，亟应自计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马牛蕃息之数，戚邮隆杀之等，失之东隅，犹可收之桑榆。然则研究东北史，其可缓乎?”正是由于这种急切心情，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讲授东北史，已经写成东北史稿，1941年辗转入川到东北大学，在三台长平草堂，俯仰一室，追述故乡往事，感慨万千，乃取旧稿，重加整比，并为补撰两章，釐为六卷，纂为一书。是为《东北通史》上编，计三十九章，四十万字。并且信心十足地说：“试展兹编，前事俱在，文献足征，比于田产之质剂区画界至明白可数，是则蹊田而夺之牛者，终当返故物于旧主，余惟濡笔以俟之耳。”清楚地看出，他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让时人了解东北历史，唤起其爱国热忱，激励人们收复故土、大豆和高梁。同时他断定蹊田而夺之牛者，终当返故物于旧主，看到了日寇的投降，东北的重光。
[ 本帖最后由 旋索系弓矢 于 2009-4-21 09: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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