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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与祖母孝庄文皇后
康熙与祖母孝庄文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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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康熙皇帝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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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4-02-25 10:39
★★★

    康熙帝玄烨的皇室大家庭里,与玄烨感情最深,对他一生影响最大,他至死都难以忘怀的,不是他的生身父母顺治帝与孝康章皇后,也不是哪位后宫佳丽,或儿女皇孙,而是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玄烨与祖母之间的深情,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家的祖孙关系中,绝无仅有。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烨登极时,中国大陆已接近统一,但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清朝面临的局势仍十分严峻。刚刚建立的帝国大厦已初具规模,而统治基础尚不稳固,各种制度还不完备,需要后继者去添砖加瓦,培土扩建,继承发展。将这副担子放在年仅8岁的少年皇帝肩上,确实是太重了。为使玄烨完成这一艰巨使命,已是太皇太后的孝庄,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抚育、保护与培养孙儿的重任。

    一、培育幼孙

    如果以一位教育家的标准衡量,孝庄对于孙儿玄烨的教育,显然要比她对儿子福临的培养更为成功。虽然儿孙都是亲骨肉,但孙子玄烨对她的依恋,她对孙子的爱,要超过她与福临之间的母子情。清代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这却是事实。

    玄烨成年后多次讲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朕自幼蒙太皇太后教育之恩,至为深厚”,“仰报难尽”。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玄烨幼时曾长期避痘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来自祖母的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幼小心灵上的感情空白,使他从懂事时起,就将祖母也视为最亲之人。这种情感无法以尺度来计量,但玄烨愈为年长,体会愈加深刻,对之愈加珍视。

    孝庄对孙儿的爱有着丰富的内涵。她不仅给了玄烨本应从其父母那里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培养他的良好品质、习惯与作风。

    需要指出,玄烨继承皇位前,孝庄就已经对他进行教育、培养了。玄烨曾对皇子们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祖母的督教对他的成长乃至一生,起有至关重要作用。

    在“独嗜图史”的孝庄影响下,玄烨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嗜好伴其终身。他“矢志读书”,“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至忘寝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捧起书本,几乎忘掉一切。保姆朴氏担心他年龄太小,读书过多而有伤身体,不止一次将书藏起,希望能使他休息一下。但他一经发现,便立刻索回,继续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对于孙儿的勤奋苦学,孝庄既感欣慰,又十分心疼,她曾忧喜掺半,不无责备地对孙儿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呢?!

    由于祖母的教导,玄烨自幼养成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读书时“间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务至明惬于心而后已”。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他学习的座右铭。他从小认识到“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的道理,虚心好问,除去读书外,“每见高年人,必问其已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即使是太监、奴仆等“粗鄙之夫”,如果“亦有中理之言”,“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也。”

    孝庄培养玄烨时不仅从大处着眼,幼孙身上一些尚在萌芽的习性,或生活中某些细微处,都引起她的重视,并因以施教。如玄烨儿时受保姆的影响,一度染上吸烟习惯。吸烟不仅有害于身体,还极易引发火灾,可谓有百弊而无一利。经祖母教诲,玄烨坚决戒了烟,并在即位后“时时禁止”吸烟,反复劝说有此嗜好的臣工们。

    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下,玄烨自幼“不喜饮酒”,并深知酗酒的严重危害,认为“嗜酒而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实非有益于人之物。”他继位后,始终有意识地要求自己“能饮而不饮’:,“平日膳后或过年节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

    孝庄对幼孙的培养是全面的,就连玄烨的言行举止,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后来,玄烨常常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训导儿孙们:“朕自幼年登极以至于今日,与诸臣议论政事,或与文臣讲论书史,即与尔等家庭闲暇谈笑,率皆俨然端坐,此乃朕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可见幼时养成的这些良好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曾在康熙朝中期与玄烨有过较多接触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对玄烨的仪表、风度、气质和修养大为赞赏,说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等等。其描述固然有溢美之词,但也从侧面表明,玄烨的作风与言行,确实不失一位泱泱大国君主所应具有的气度和风采,而这一切,无不来自孝庄的精心教诲。

    少儿玄烨在学业、品行、志趣、作风诸方面都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还逐步树立起继承父业,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前述顺治十六年(1659)玄烨(与福全、常宁一道)向皇父请安时所言:我长大了愿“效法皇父”,勤勉尽力,其志向之高,想必是在福临意料之外。这样的话语竟出自一个六龄孩童之口,是否可信另当别论,但毕竟说明,孝庄早已在对玄烨进行特殊培养了。

    玄烨即位后,孝庄继续抓紧对他的教育,并根据需要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时,代表朝中保守势力的辅臣为防止玄烨过早接触汉族文臣,受其影响,也走上福临“好华语,慕华制”的道路,因而对汉宫们在玄烨登极不久就一再提出的建议,如为皇帝“及时举行经筵”,慎选品学皆优的满汉官员侍奉皇帝,分班进讲经史等等,概未考虑。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史料说孝庄也很抵触汉族文化,“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这一评价具有一定片面性,至少与玄烨继位后的有关情况不相符合。

    玄烨曾回忆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由此可见,玄烨继位前后,已开始学习儒家典籍,而这只能是孝庄的决定。

    上述事实还表明,孝庄虽然反对福临过分推崇汉文化,“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但她也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儒家学说,对于一位满族皇帝统治以汉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为使爱孙胜任天子之职,她有意识地让玄烨尽早学习儒家经典,以便掌握治国安民之道,更有效地进行统治。

    玄烨习读经史时,依然保持了在祖母教育下养成的习惯,认认真真,善思好问,“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他“四子之书既以通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行。”除对儒家著作“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外,玄烨还广泛阅读其它典籍,“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由于他方法得当,对所学能够融汇贯通,乃至十余年后,“触事犹能记忆。”

    玄烨自少儿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其后一直坚持不辍。他得以系统地了解、掌握儒家思想,对其出色完成长达六十二年的统治,大有裨益。

    玄烨继位初期,有一天,当着众臣之面,孝庄问孙儿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玄烨答道:“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少年皇帝决意做贤明之君,富国裕民的强烈愿望,显示出孝庄多年培育的初步成效。

    二、政治导师与保护者

    (一)清除鳌拜集团

    玄烨继位后,四辅臣直接处理军国大事,虽然“裁决庶务,人白太后”,但孝庄对他们深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约束的相应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可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

    四辅臣于辅政期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宫,使后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因满臣还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宫密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祖母慈谕,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宫,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

    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借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举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惯例。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与灵活态度。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人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日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

    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人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增加了皇室的力量。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善始善终,能有一好的结局。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圈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人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海(正白旗)等3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领会孝庄的包容苦心,在擅权乱政路上已愈走愈远。因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一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实际上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玄烨亲政后,苏克萨哈立即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期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鳌拜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去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更为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玄烨去海子(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鳌拜“乃不遵旨,反云皇上自奏”,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他的种种僭越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此前,玄烨已开始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政治上的失误与弊端,这使朝中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走向孤立。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勃勃,锐意向上,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损失,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于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可以肯定,玄烨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作贡献,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籍没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数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踢开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他在“首祟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祟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在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有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临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若无祖母的指教、授计,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粉碎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了。

    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除去缜密的思想方法,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孝庄的言传身教,使玄烨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被保留下来。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还需指出,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并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而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仍旧手下留情。作为一位政治家,孝庄的这种做法难能可贵。

    (二)奉祖母初谒孝陵

    清除鳌拜集团后,清廷进入一个短暂的相对平静阶段,这对于已“费尽移山心力”的孝庄祖孙来讲,无疑是一难得的休息调整时期,同时也为他们总结、回顾以往,提供了充分时间,于是有了遵化之行。

    康熙九年(1670)八月,玄烨奉祖母太皇太后、嫡母皇太后前往遵化昌瑞山,祭谒顺治帝陵寝,皇后赫舍里氏随行。是月二十七日,祖、媳、孙三代四人行抵孝陵。清帝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一起谒陵,清朝仅此一次。

    玄烨恭谒祖陵之念由来已久,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这次,他原想独自前往,“先诣太祖、太宗山陵,再诣世祖山陵”。但孝庄“以世祖升遐十年,未得一诣陵寝”,说服孙子先去孝陵展谒,并执意带上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皇后赫舍里氏。孝庄此举,意味深长。尽管史书未曾记载,但可以想象,当她坐在儿子的祭台旁,看着正在拜祭的儿媳、孙子和孙媳,必定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她对儿子是内疚的。儿子死后十年的历史,已使她愈来愈认识到,儿子在满汉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比她更有远见,更为明智,更有利于清朝的巩固。在孙儿亲政前后,她已开始鼓励、支持孙儿采取一些与辅臣保守行径相对立的举措,而彻底清除鳌拜集团,进一步表明她对保守方针的否定。此次谒陵,标志孝庄与儿子的彻底和解,尽管后者已长眠十年。

    孝庄所以选择此时来为儿子祭灵,是因为她已可告慰儿子:四辅臣的问题业已解决,保守路线已被纠正;…如儿子生前期望,满汉关系得到改善,皇朝统治正在日益坚固;更重要的是,孙儿玄烨在她亲手抚育下成长起来,发展全面,颇有作为。她还要告诉儿子,她的嫡重孙承祜已出生,列祖列宗之业,有了未来的继承者......。

    站在皇考的祭台前,玄烨的心情自然也不能平静。基于祖母的教诲,他一向对晚辈如何尽孝,有着很实际的认识。后来,他曾以自己的体会告诫儿孙们:“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路,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玄烨虽然与皇考接触不多,无从在皇考生前尽一份孝心,但他相信十年来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辜负皇考的希望,,皇考有知,将由衷地感到欣慰。他从皇考又想到祖母,忆及十年间在祖母提携、指教下经过的风风雨雨。冥冥之中,皇考与祖母似乎渐渐地变为一个人,向他投以信任、期待的目光。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勤于国政,励精图治,以使长辈们放心;同时,他还要像过去一样,将自己未能对生身父母所尽的孝心,全部回报给可亲可敬的祖母……。

    (三)八年艰难岁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爆发了以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之乱。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反。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

    此前,吴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她提醒孙儿在天下太平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它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大学衍义》,颁赐诸臣等,帮助孙儿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君臣关系。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祖孙二人都表现得异常镇静。

    吴三桂叛音甫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来临。清廷仍同以往,举行盛大朝贺与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层无所畏惧的气概,和与叛军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励下,玄烨“料理军务日昃不遑,持心坚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复了一度因“几务殷繁”而中断的“每日进讲”,坚持学习儒家经典。为了对外“示以暇豫”,他甚至每日出游景山骑射,对于“投贴于景山路旁”的谣言诽谤,一概“置若罔闻”。多年后,玄烨回忆道:“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心,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对付三藩,无暇它顾之机,发动叛乱。因京城八旗精锐部分出征,部分肩负拱卫之责,前往平叛已无兵可调。正当玄烨苦思筹集兵源,及派谁充任领兵之人时,孝庄向他建议:“(大学土)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玄烨“立召公,授以将印”。图海果然不负重托,率领数万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尔尼叛乱。这一事例表明,孝庄平时对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紧要关头,及时指点玄烨,帮助他渡过难关。

    平叛期间,每逢玄烨遇到棘手之事,孝庄便为之出谋划策,并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给予孙儿有力支持。举朝官员对此无不知之,一致认为:“吴三桂叛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玄烨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与爱戴,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同年十二月,恭进太皇太后锦衣,亲撰表文中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庄67岁生日,玄烨再次亲撰表文诗篇,书万寿无疆匾额恭进,诗中写道:“喜得万方同孝养,千秋福德并苍穹”,“宫中尧舜兼文母,恭捧南山万寿觞。”

    因玄烨指挥得当,加之采取剿抚并用,重用汉官,孤立分化对方等一系列正确策略,平叛战争以清廷获取全胜而告结束。康熙二十年“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烨亲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报捷。整整八年,孝庄与孙儿一起,分担了无尽的焦虑与辛劳,当终于大功告成,普天同庆之时,他俩的内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别人是难以真正体会到的。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无以替代,举朝尽知。可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予以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八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海宇宁谧。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孝庄全力扶持孙儿,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继平定三藩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又统一台湾。清朝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康乾盛世的前期。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自此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三、祖孙深情

    (一)祖母对孙儿的慈爱

    孝庄是位感情细致、慈祥可亲的祖母,她对玄烨的关心爱护,体现在各个方面。

    玄烨大婚,是由祖母一手操办。孝庄不仅亲自为孙儿择选皇后,而且就孙儿孙媳举行合卺礼的房间,做出详尽指示。

    康熙四年(1665年)金秋,玄烨大婚在即。据礼部奏报:“中宫(指坤宁宫)七间,北坐向南,本年均吉。既隔首间次间,于五间之中间合卺吉。”孝庄阅后下达懿旨:“中间合卺,因与神幔甚近,首间、次间虽然间隔,尚是中宫之正间,内北炕吉。两旁间既非正间,均不可用。”显然,孝庄为孙儿考虑得更为周详。是年九月初八日,玄烨同赫舍里氏在坤宁宫祖母选定的房间内,举行了合卺礼。

    孙儿平时的衣食住行,孝庄都记挂于心。玄烨继位后,曾住在保和殿。康熙八年(1669年)初春,孝庄因孙儿“以殿为宫”而居,“于心不安”,特交付工部修葺乾清官、交泰殿,使“皇帝移居彼处”。玄烨立即遵旨,命工部“选择吉日,修理朴质坚固,以仰副太皇太后慈爱朕躬至意。”是年十一月,玄烨移居修造一新的乾清宫,这里成为他在紫禁城内的居所,直至其去世未曾变更,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孝庄对孙儿了解甚深,孙儿的喜怒哀乐或任何情绪波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孙儿有了病痛,她更是焦虑万分。

    康熙十八年(1679年),平叛战争尚未结束,玄烨又开始筹划攻取厦门、金门二岛,收复台湾的作战方略。“午夜迢迢刻漏长,每思战士几迥肠。海东波浪何年靖,日望军书奏凯章。”他这首名为《夜至三鼓坐待议政大臣奏事有感而作》的小诗,较真实的反映出其运筹帷幄,夜不能寐的心情。三藩之乱爆发后,他已度过六年紧张岁月,其间,他的个人生活也连遭不幸。十三年五月,皇后赫舍里氏因难产去世;十七年二月,第二位皇后钮钴禄氏病亡。两位爱妻相继早逝,给玄烨以较大刺激。十八年七月,其同父异母弟和硕纯亲王隆禧病故;同月二十八日,京城发生地震,房屋大批倒塌,人畜伤亡惨重。玄烨禀照六年前(康熙十二年九月)京师地震时,祖母关于遇有灾异,人君“当益加修省”的告诫,立即引咎自责。他“早作夜思,中心惶惧,寝食靡宁”,健康受到一定影响。十一月下旬,他因身体不适,不得不暂停御门听政。然而祸不单行,玄烨的身体尚未恢复,十二月初三日深夜,太和殿突然失火被毁。这场严重的火灾,依然被认为是“上天示警”的象征,玄烨又一次受到打击,心情沮丧可想而知。

    眼看孙儿逐渐消瘦,孝庄极为不安,反复加以劝慰。十二月初三日夜太和殿大火初起时,玄烨牵挂年迈的祖母,当即前往祖母宫中问安,孝庄一再劝孙儿不要过份忧虑,务必多休息数日,等身体康复后再上朝理政。但玄烨放不下国事,十二月初五日一早,又开始御门听政了。

    孝庄担心孙子的身体吃不消,于是转换方式进行劝阻。十二月初五日当天,她派贴身太监刘忠向领侍卫内大臣阿鲁哈、大学士索额图、明珠等人传谕:“皇帝自人秋以来,未甚爽健。且此数年间,种种忧劳,心怀不畅。顷者抱恙,今虽痊愈,但尚未甘饮食。念南苑洁静,宜暂往彼颐养。又昨火灾,闻太子(胤礽)亦尔惊恐,可令同往。传语皇帝,勿违吾命。”阿鲁哈等遂奏闻玄烨。玄烨知道这是祖母的一番苦心,不便相违,对大臣们说:“太皇太后念朕躬偶恙,屡蒙降旨。朕钦遵慈命,即幸南苑,明日当徐徐起行。”他带着6岁的皇太子胤礽在南苑行围十天,回宫后即以太和殿灾颁诏天下,求言修省。此次南苑之行对玄烨身心两益,十分必要,反映出孝庄对孙儿无微不至的关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玄烨第一次南巡,历时两月余,这是他和祖母分别时间最长的一次。在此期间,尽管玄烨与祖母保持密切联系,并将从黄河打捞的鲜鱼及地方鲜果驰送京城,但孝庄依然思孙心切,不能自己。玄烨回銮途中,十一月十五日行至直隶省河间府秦家庄,收到祖母差人专程送来的乳品。对一位尝遍天下美味的封建皇帝来说,食物本身并不重要,而玄烨却从中深深感受到祖母的厚爱,这是任何权力、金钱所无法换取的。他当即感慨赋诗道:“彩旃晚驻瀛洲道,忽报铜龙骑使来。心识慈怀同日照,口传温语逐阳回。松脂似截盘中玉;绮食初和鼎内梅。两月几虚甘旨奉,归程欲听晓钟催。”

    玄烨第一次南巡时,孝庄尚健在,他没有奉祖母同行,说明孝庄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这当是玄烨终生抱憾之事。

    (二)孙儿对祖母的孝养

    人的感情是双向的。孝庄为孙儿呕心沥血,玄烨对祖母的回报,则充分体现在他三十多年“期尽孝养,朝夕事奉”的行动中。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朝臣们,曾经做过如下评述:“我皇上至德纯孝,奉事太皇太后三十余年,极四海九洲之养,尽一日三朝之礼,无一时不尽敬,无一事不竭诚。居则视膳于寝门,出则亲扶于雕辇。万机稍暇,则修温清之仪;千里时巡,恒驰络绎之使。此皇上事太皇太后于平日,诚自古帝王之未有也。”这些话虽是颂扬之语,但却基本属实。

    满族人一向注重礼节,尊老爱幼。晚辈每日向长辈请安,是清代一般八旗官宦人家的寻常礼,清宫内极为重视。不过对玄烨来讲,向祖母请安并非例行公事,而是发自其内心的愿望。他曾无数次“亲诣慈宁(孝庄居住慈宁宫)问起居”,“承欢祗领徽音训”,“晨昏敬睹慈颜豫”。每次都是急切前往,欢快而归,“归路思维乐有余”,“不尽欢欣踊跃回”,恰是其当时心情的写照。玄烨十分珍视每日与祖母的聚首,这是他日理万机的生活中尽享亲情的时刻,对他的精神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调剂。

    每当玄烨外出时,总是事事处处想着祖母。一次,他驻跸南苑,遣使为祖母恭送鲜果:“日永离宫节候新,薰风早已献嘉珍。赤瑛盘内千鲜果,奉进瑶池第一人。”他在南巡途中捕得鲜鱼,立即“驰进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兼志思慕之情”:“千里难承玉陛欢,鲜鳞纟网得劝加餐。遥知长信开函日,定荷慈颜二笑看。”他行围时猎获野禽,也恭进祖母:“遣使呈鲜味,须令马迅飞。”

    离京期间,每隔数日,玄烨必定奏书向祖母请安,告知自己的情况,而归途中一想到即将见到久违的祖母,心情格外愉悦。一次,为了使祖母高兴,他特意赶在“端阳节前一日回宫”,并为此赋诗一首:“满路榴花映玉舆,栌烟香绕侍臣裾。经时远道彤闱隔,先向慈宁问起居。”

    (三)奉祖母六洗温泉,一出塞外

    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二十年(1681年),玄烨先后6次陪侍祖母去温泉疗养,其中,一次去宣化府赤城汤泉,两次去昌平县北汤山汤泉,3次去遵化州西北40里福泉山温泉;时间最长一次达73天(康熙十一年九月去遵化温泉),最短一次45天(康熙二十年三月去遵化温泉)。

    从种种迹象看,孝庄在晚年患有皮肤病,而且一度较重,所以10年间连续6次往温泉洗浴,即使在乎叛战争的异常时期,亦未间断,并几次变换地点,以求更好的疗效。

    孝庄每次去温泉疗养,玄烨亲自陪同,照料得无微不至。这里仅以她第一次去赤城汤泉为例。

    康熙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清晨,已提前做好准备的玄烨来到祖母宫中,扶祖母登辇后,他随辇步行,到神武门才上马。途中进膳时,他亲视祖母降辇,陪祖母一起至进膳处,得知一切安排妥当,才返回自己的行宫吃饭。饭后,玄烨赴祖母行宫,“下马趋至近前侍立”,侍祖母登上乘舆,他又亲扶辕驾行走数十步,才上马跟随。傍晚行抵巩华城(今北京沙河附近)驻跸,他步送祖母乘舆至宫门,并亲视孝庄降乘舆入宫后,才放心地返回自己的行宫。

    正月二十五日快到南口时,玄烨得知祖母将要下榻的行宫尚未布置完毕,立即驰往亲视,待一切准备妥贴,才回奏祖母,并亲自将祖母送至行宫。之后,他又不顾一天的旅途劳顿,跃马出居庸关“亲阅道路”,以确保翌日祖母在路途的安全。

    正月二十六日,玄烨一行经过绵延起伏的八达岭,玄烨至山麓下马,亲手为祖母“扶辇整辔”。孝庄心疼孙儿,几次对他说:“汝步行劳苦,其乘马前行”。玄烨执意不肯:“此处道险,必扶辇整辔,于心始安。”一直行至较平坦处,玄烨才重新上马。几天后过长安岭时,他同样“随驾步行”,进行护持。

    一月二十七日,在怀来城东浮桥前,玄烨担心桥身不牢固,他让祖母的轿子暂且停下,自己亲驰视验,确保无虞后,才请祖母过桥。

    经过9天翻山过岭,长途跋涉,二月初三日,孝庄等终于平安抵达赤城温泉。由于温泉附近地方狭隘,除孝庄的行宫外,不便再建行宫,玄烨住在7里开外的头堡。他每天前来请安,并留下陪伴祖母。

    恰在此时,京城传来噩耗,皇后赫舍里氏所生嫡子承枯病故,年方4岁。承祜活泼聪颖,向为玄烨钟爱。玄烨“自闻皇子信,郁闷不已”,极其悲伤。他知道祖母平日视承祜为掌上明珠.为了不使祖母难过而影响治病疗效,决定暂时向她隐瞒此事。当日,玄炖去请安,他强忍悲痛,在祖母面前笑语如常,并特别叮嘱身边的大臣们:“朕恐太皇太后闻之伤悼,故含痛问安。朕在此,恐诸王等闻信,前来慰朕,若至,俱令散去。”礼部官员为请示安葬承祜的事来至孝庄行宫,细心的玄烨担心祖母闻知,遂将他们召至僻静处,叫到自己跟前,垂泪面谕安葬事宜。

    从二月初六日玄烨得知嫡子死讯,直至孝庄回宫的五十多天内,他始终将这一不幸消息瞒着祖母,独自背负了本可与亲人分担的痛苦。

    三月二十一日,孝庄圆满结束疗程,起驾回京。过长安岭时,大雨滂沱,玄烨不顾祖母的劝阻,仍旧下马步行,在雨中护持祖母的辇辕。二十九日,祖孙顺利抵京。这次往返65天的行程中,玄烨表现出的对祖母的孝敬,确实是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随扈的起居注官说他:“天性纯孝,古帝王未之有也”,并不为过。

    洗温泉对孝庄的皮肤病具有显著疗效,从她先后6次前往的间隔时间看,一般每次洗浴后的效果,可持续一二年或两三年。祖母洗温泉后病情好转,玄烨的喜悦难以言表,他曾为之赋诗:“温谷神丹力不穷,五云暖溜绕行宫,圣躬喜得今康豫,宇宙欢欣旧日同。”康熙二—卜年春季孝庄在孙儿陪同下最后一次去遵化温泉后,疗效得以巩固。她的皮肤病在五六年内基本未犯,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冬因“疹患骤作”,溘然长逝。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夏天分外炎热。六月二十日,玄烨奉祖母出古北口避暑,10岁的皇太子胤礽、12岁的皇长子胤褆、7岁的皇三子胤祉随驾。年幼的曾孙围绕膝前,给孝庄的旅途更增添了乐趣。此次行程往返72天,“凡所经过,皆大山茂林”。据随扈起居注官记载:“是行也,每日清晨,上亲诣太皇太后行幄,候升辇起行,随从里许,然后分道。至暮,复亲诣行幄,请安毕,始还御幄。沿途视膳问寝,承欢养志,无所不曲尽焉。”当时,承德避暑山庄尚未修建,否则,玄烨必会侍奉祖母前去避暑,就像其后他曾数次奉皇太后去那里一样。

    孝庄从塞外返京不久,又在孙儿陪伴下前往五台山。这一年她已71岁,数月内能够两次远行,表明她的身体确有起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洗温泉的良好作用。

    (四)五台之行

    山西省五台县东北部的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有很多喇嘛寺庙,位于菩萨顶的寺庙,即为其中之首。有清一代,特别是清初,统治者对五台山喇嘛寺庙极为重视,多次出资兴修,并派人直接管理。

    孝庄自幼笃信喇嘛教,去五台山菩萨顶礼佛,是她多年的夙愿。凡是祖母所想,玄烨无不千方百计予以满足。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他率领皇太子胤礽前往五台山,抵达菩萨顶,住了4天。其间,玄烨除去拜诣神佛,为祖母“致祈景福”外,还颁发帑金,修缮五台山庙宇,“御书匾额,以次颁布”,并为不少寺院亲笔撰写了碑文。他返京后,立即令工部修整从京城去五台所经道路、桥梁。这显然是为孝庄五台之行做各方面准备。

    同年九月初,一应修治刚刚竣工,玄烨立即奉祖母前往五台山。此行他还特意叫上哥哥和硕裕亲王福全、弟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以便途中能更好地照顾祖母。

    九月十三日,途经涿州。玄烨因长城岭一路山径险峻,率侍卫及祖母身边的太监赵守宝先行前往,亲视所修道路,命福全、常宁随祖母后行。十九日,玄烨行抵菩萨顶,第二天即奏书祖母,详报路途的艰险情况。奏书中写道:“銮驾既已到此,臣岂不欲太皇太后圣祖母至菩萨顶瞻礼,但极危至险之处不行奏明,为孙者不能即安也。”他最后恳请祖母,“仍询太监赵守宝定夺”,表现出对祖母的极大尊敬。

    九月二十二日,玄烨“特赴长城岭,用辇亲试”。果然,由于山势过陡,抬轿之人站立不稳,难以攀登。玄烨返回后如实禀告祖母,但孝庄仍不愿放弃多年的愿望,就此止步。玄烨理解祖母的心情,不愿让祖母失望,尽管他明知难以攀登,还是谕令抬轿校尉及随侍内监等勤加演习,小心扈行。

    九月二十四日一早,玄烨至祖母行宫请安后,起驾出发。行至长城岭,因山路崎岖,乘车不稳,改为暖轿,他本人侍从左右,亲督校尉及随从人员等前后扶掖,以备不虞。孝庄见抬轿之人步履艰难,于心不忍,执意易车。玄烨不得已听从了祖母的要求,同时又暗自“命轿近随车行”。走了不远,一直跟在车旁的玄烨见车身不稳,请祖母仍改乘轿。孝庄早巳后悔,无奈地说:“予已易车矣,不知轿在何处,焉得即至?”不料话音未落,玄烨已让人将紧随车后的轿子抬到祖母身边。孝庄喜出望外,抚摸着孙儿的脊背,连声称赞说:“车轿细事,且道途之间,汝诚意无不恳到,实为大孝”。许多年后,玄烨还将此事作为“臣子”“尽心体贴君亲”的例子,讲给皇子们听。他说:“凡为臣子,诚敬存心,实心体贴,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也。”玄烨的确以自己的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历岭路数盘”后,孝庄感到难以继续前行,终于对孙儿说:“岭路实险不可度,吾及此而止,积诚已尽,五台诸寺应行虔礼者,皇帝代音行之,犹吾亲诣诸佛前也。”玄烨令福全等扈从祖母先行返尿,他本人则于九月二十五日再次来到菩萨顶,遵慈旨“代礼诸寺”。十月初二日,玄烨追上祖母一行。七天后,祖孙平安抵京。

    虽然孝庄亲至菩萨顶礼佛的夙愿,最终未能实现,但她让玄烨为之代礼,一路上又备感孙儿的至诚体贴,这些都足以大大减轻其内心的遗憾。

    孝庄去世后,玄烨还曾数次驾幸五台山。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他授与菩萨顶真容院喇嘛丹巴格隆“清修禅师”封号,让其“仍提督喇嘛僧众,朝夕赞宣”,并亲撰(谕清修禅师都纲喇嘛丹巴格隆)一文。四十年五月,他又写下“清凉山新志序”,记述五台山的历史沿革。这些做法,都体现出他怀念祖母,不忘祖母遗愿的苦心深意。

    (五)奉养姑母

    玄烨对祖母的深情,还反映在他奉养姑母巴林淑慧公主的行动上。

    孝庄共有一子(顺治帝福临)三女,3个女儿里,她最喜爱二女儿,即皇五女固伦淑慧长公主。加之另外两个女儿都先她而故去,这使她对唯一仅存的二女儿更加珍爱。淑惠长公主名阿图,因其前夫喀尔喀博尔济吉特氏索尔哈死后,又改嫁巴林博尔济吉特氏辅国公色布腾,故人称巴林淑慧公主。玄烨受祖母的影响,从小对这位姑姑另眼相看,十分敬爱。

    康熙十二年(1673年)夏,孝庄一度身体不适,玄烨亲侍汤药。当他得知祖母很想念远在巴林草原的姑姑时,立即命乾清门侍卫武格,携带他本人平日所乘轿舆,“驰驿往迎公主”。巴林淑慧公主很快来到额娘身边,孝庄“甚喜,遂强健如常”。玄烨见祖母病愈,也喜不自禁,溢于言表。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七月底的一天,玄烨去向祖母请安时,发现孝庄正因女儿所居地方年景不佳,“马牛羊多染疫倒毙,田禾亦不收获”而担忧。于是,他仍派遣乾清门侍卫武格,将巴林淑慧公主接到京城;并令武格带去马驼粮米以做赈济。玄烨和祖母当时都不会想到,这一举措,使孝庄得以同女儿在一起,度过最后的四个月。

    爱女与爱孙,同是孝庄亲骨肉,是她最为牵挂者。这姑侄二人各以不同方式,给孝庄的晚年带来莫大快慰。一次,他们3人坐在一起闲聊,孝庄当着女儿的面,托付孙儿在自己身后好好照顾姑姑,玄烨当即“面允公主”,并对祖母做下许诺:“待姑年迈时,(朕将姑姑)迎至京师。凡一切应用之物,朕皆承理,以终天年。”

    玄烨没有食言。巴林淑慧公主晚年留住京城,与额娘生前最为疼爱,逝后“不忍远去”的侄儿朝夕相伴。可以肯定,孝庄生前也曾像托付孙儿一样,嘱咐过女儿,希望她在自己身后,更加关怀玄烨。孝庄对两位晚辈互做托付,让他们彼此照应,相互慰籍,这恰恰是她所虑深远,细致、周详的一贯作风。

    孝庄去世后,巴林淑慧公主成为与玄烨血缘关系最近的长辈之一,从她身上,玄烨隐约可见祖母的音容笑貌。他对姑姑照顾备至,优礼有加。

    康熙三十年(1691年)。玄烨将皇三女固伦荣宪公主嫁与姑姑的孙子,巴林郡王鄂齐尔之子乌尔衮,可谓亲上加亲。翌年十月,破例为巴林淑慧公主与和硕荣宪公主照贝勒品级设立护卫,其长史带孔雀翎,额驸乌尔衮等各设三等侍卫六员。四十四年七月,巴林淑慧公主早已离世,玄烨派侍卫传谕乌尔衮:“今朕诸姑俱弃世,诸姑之子,……照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公班地(班第)例,授本身为公,食俸。”四十八年(1709)三月,玄烨又特授皇三女为固伦公主,乌尔衮为固伦额驸。巴林淑慧公主及亲属处处享受特殊待遇,表明玄烨始终未忘祖母之托,祖母生前所钟爱的人,在他心中也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正月,住于京邸的巴林淑慧公主病危,玄烨亲至府中探视。几天后,69岁的公主望着立于榻边的侄儿,面带感激的微笑,安祥地闭上了双眼。玄烨后来曾与大臣们谈起:“公主系朕之姑,太皇太后在时,公主特蒙眷爱,因以托朕”。“及公主病笃,见朕亲临视疾,含笑而逝。病笃之人,朕见之亦多矣。如此含笑而逝者,从未一(左者右见)。公主生逢泰运,居蒙古地方,五十余载,毫不生事,躬享高年,子孙繁盛,含笑长逝,诸福备矣。朕叹悼之怀,因少解焉。”他出色地履行了对祖母、姑姑所做承诺,使姑姑心满意足地度过晚年,祖母在天之灵,终于得以告慰。

    巴林淑慧公主的离世,为玄烨带来无尽的思念。翌年(1701年)初夏,玄烨巡视塞外,七月驻跸皇三女荣宪公主府邸,抵达当日,即遣随行诸皇子至巴林淑慧公主墓奠酒。九月返京途中,玄烨再次驻跸皇三女府邸,并亲诣亡姑墓前奠酒举哀。之后,他仍觉心.意未尽,复遣皇长子直郡王胤褆前往致奠。这些都折射出玄烨对已逝姑母所怀有的挚情。

    还须一提的是,1977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发掘了一座古墓,墓主是玄烨的另一位姑姑,皇太极第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她名叫雅图,在孝庄所生子女内居长,生于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逝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闰三月,享年50岁。崇德六年(1641年)她13岁时,下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子、她的表兄弼尔塔哈尔。康’熙五年(1666年),其夫袭封亲王。雍穆长公主逝后被火化,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安葬在她已生活37载的科尔沁草原。

    雍穆长公主墓内的出土文物中,有银制骨灰盒、青花瓶、缎锦、墓志等物品。玄烨亲自撰写的圹志文中说:“固伦雍穆长公主,太宗文皇帝之女,世祖章皇帝之姊,朕之姑也”。“呜呼!朕缵鸿绪,念系皇祖之女,皇考同气之亲,方期骈集繁趾,永享大年,何意遽尔薨逝,朕怀震悼,曷其有极,为卜北域,并设垣宇,窀穸之文,式从古制,祭享之仪,悉循典章,勒之贞珉,用志生薨之年月,惟灵其永妥于是焉!”玄烨将大姑的后事办得如此完备,除去姑侄情义使然外,也是为了安慰此前已失去一个女儿(玄烨的亲姑固伦端献长公主逝于顺治五年,年仅16岁)、这时又为再失长女而痛心不已的祖母。

    四、痛失祖母

    古今中外,晚辈对于自己最依恋的年长之人的感情,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其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上,玄烨也是如此。随着孝庄年事不断增高,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祖母的身体。祖母稍有违和,他会不由自主地陷人担忧与恐惧;祖母一旦痊愈,他便如释重负,心喜若狂。为使祖母康健,去除病灾,玄烨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他曾分别于畅春园和南苑,建造恩佑寺和永慕寺,以给祖母祈求福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他亲自居景山斋戒祭星,为祖母乞福,并派遣近御侍卫关保,偕同慈宁宫首领太监牛之奇、乾清官首领太监顾文兴,“祭星三年”。然而,人的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玄烨的愿望与所做一切,并不能扭转孝庄身体日渐衰弱的趋势。

    (一)祖母中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孝庄72岁后,身体开始明显走下坡路,本已有的脑血管硬化、高血压等病症,进一步严重起来。从保留至今的孝庄画像看,她晚年比较胖,当是诱发这些疾患的因素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六月,玄烨身体欠安,孝庄体恤爱孙,“命往口外避暑静摄”。玄烨遂遵慈旨,携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褆巡幸塞外。

    不料玄烨返京前,八月二十八日深夜,孝庄突然中风,右肢麻木,舌硬梗阻,言语不清。孝庄的近侍太监崔邦吉立刻告知正在慈宁宫值夜的御医张世良,进行诊治。张世良当即让孝庄以竹沥、姜汁服下苏合丸,未几、另一位御医李玉白也被传至。经俩人共同诊视、商议,又增加几味药,开下药方,很快配制煎好,给孝庄服用。张、李二位御医禀告闻信赶来的裕亲王福全、内务府总管图巴等人:太皇太后“脉尚好,断无大妨”。

    服药后,孝庄的病情迅速缓解。八月二十九日黎明,她吩咐一直在身边守侯的福全传旨:“著(蒙古喇嘛)奈宁呼图克图看视。”奈宁呼图克图诊视后,认为“太皇太后中风乃因不洁食物人口而致”,并建议由包括他本人在内共48名喇嘛,当日起即在慈宁宫花园诵经。孝庄同意了这——做法。

    九月初一日,玄烨行至博洛和屯(位于今河北省北部),接到图巴等人关于孝庄突然发病的奏报,心急如焚,在折子上做了简短朱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他星夜兼程,初二日正午抵京后,直奔慈宁宫祖母榻前。当玄烨看到祖母“慈体已安,尚在服药”,才稍稍松了口气。他为祖母“亲侍进药,侍奉至夜半”。此后数日内,玄烨每天两、三次去祖母宫中问安探望。

    由于医治及时,对症下药,孝庄的身体逐步恢复。为感谢神明的“助佑”,她下旨“修葺庙宇”,特命玄烨于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吉日”,前往白塔寺(位于今北京阜城门内)进香礼拜。十八日当天,玄烨正准备从宫中动身时,突然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近侍担心雨大路滑,泥泞难行,请求玄烨稍停片刻,等雨停后再去。玄烨没有同意,他说:“近因圣祖母偶尔违和,朕心深切忧虑。今已痊愈,甚为庆幸,何惮此一往,以慰慈颜乎!”说完毅然冒雨前往。玄烨为了满足祖母的心愿,为使祖母能长保安康,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冒雨而行,对他来讲又算得了什么呢。

    事实表明,在孝庄宫中专设御医,昼夜值守的措施,对于她此次中风后得到妥善救治,起到决定性作用。翌年五月,玄烨谕令吏部嘉奖两位有功的御医:“昨年太皇太后圣体偶有违和,命太医院御医李玉白、张世良殚心诊视,恭酌方药,今已万安,朕心欢悦。伊等克尽厥职,尔等可量加议叙。”可见孝庄自二十四年秋发病,经医治大大缓解后,又过了半年多时间,才完全康复。

    孝庄初愈不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迎来她的74岁生日。玄烨特“上太皇太后万寿表”,上面写道:“臣幼荷深思,长资明训,孝养难酬,罔极尊崇,聊展承欢,伏愿景命弥新,纯禧益茂,叶八千岁以为春,东朝永范,锡亿万年而成算,西母常来,臣踊跃欢忭之至。”在此前后,玄烨还专为祖母铸造了一尊高73厘米的黄铜镀金四臂观音像,其莲座下沿刻有满、蒙、汉、藏4种文字写成的铭文:“大清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虔奉三宝,福庇万灵,自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恭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赖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这尊佛像后来一直被供奉在慈宁宫大佛堂。

    万寿表和四臂观音像,是玄烨献给祖母74岁生日的两件珍贵礼物,反映出他感戴祖母,企盼祖母健康长寿的真切心愿。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孝庄一向勤于佛事。当她的身体条件许可时,常常亲自前往寺庙,从事礼佛活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二月十八日,她曾去刚刚落成的南苑仁佑庙上香。有时,孝庄也让爱孙玄烨代往礼佛,除前述五台之行及进香白塔寺外,又如二十一年四月,玄烨在盛京(今沈阳市)拜谒祖陵后返回途中,遵照祖母旨意,特地绕道辽阳州千手佛寺降香。他将祖母发来香资银600两颁赐寺僧,又分别去附近的千山香声等5寺,各赐寺僧银5两。

    (二)祖母病逝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冬天,是玄烨一生永难忘怀,感情历程中最痛苦的日子。正是在此时,他平日最为担心,不愿想也不敢想的事,终于发生了。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75岁高龄的孝庄“旧症复发”,“疹患骤作”,病势凶猛,不同以往。从这一天起,玄烨处理完政务,便立即趋至慈宁宫侍疾。他守侯在祖母的床边,“衣不解带,寝食俱废”,为祖母“遍检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孝庄心疼孙儿,多次让他回宫休息一下,但玄烨执意不肯稍离。他“惟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故凡坐卧所须以及饮食肴馔,无不备具”,就连米粥也准备了三十多种,以供祖母所求。孝庄因“病势渐增,实不思食,有时故意索未备之品,不意随所欲用,一呼即至。”见孙儿如此殷切周到,正受病痛煎熬的孝庄不禁老泪纵横,她抚摸着玄烨的肩背感叹道:“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劳,竭尽心思,诸凡服用以及饮食之类,无所不备。我实不思食,适所欲用,不过借此支吾,安慰汝心,谁知汝皆先令备在彼,如此竭诚体贴,肫肫恳至,孝之至也。惟愿天下后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

    为挽救祖母的生命,玄烨“在宫中五日不竭诚默祷”。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下诏刑部,除十恶死罪等重犯外,其余一概减等发落,希望能以此好生之德,感动上苍,保佑祖母转危为安。然而,孝庄的病情仍在加重,“一句之内,渐觉沉笃,旦夕可虑”。万般无奈之下,玄烨不顾众臣反对,断然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

    十二月初一日凌晨,寒风刺骨,玄烨率王公大臣从乾清官出发,步行前往天坛致祭。.事前他亲自撰就的祭文中说:伏恳苍天佑助,“悯念笃诚,立垂昭鉴,俾沉疴迅起,遐算长延。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读祝版时,玄烨跪在坛前,滴泪成冰,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泣。34岁的玄烨竟然乞求上苍,以减少他本人的寿命为交换,尽可能地延长孝庄的生命,足见他对祖母感情之深,依恋之至。

    可是,玄烨的赤诚并没有感动上苍,这次不同寻常的天坛之行,未能取得他期望的效果。整整三十年后,他向皇子、大臣们痛心地回忆说:“昔年曾因干旱,朕于宫中设坛祈祷,长跪三昼夜……,至第四日,步诣天坛虔祷,油云忽作,大雨如注……。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后太皇太后不豫,朕以保育恩深,益復虔诚步祷,请减己算,为圣祖母延年,讵意竟不可回。朕以此抱痛于心,知天道幽远,难可期必。朕为圣祖母,不能祈求永年,而为民请命,即使天心有感,能不负惭于中乎?自此以后,每遇求雨,朕但于宫中斋戒,不复躬亲祈祷,此意从未告人,诸臣所未知者也。”说到这儿,已两鬓染霜的玄烨“流涕呜咽,不能自止。”由于为祖母延长寿命的愿望未能实现,玄烨从此放弃亲诣天坛求雨的做法,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祖母之死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她嘱咐玄烨:“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呈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她知道孙儿对她的感情,担心孙儿过度悲伤,特在遗诏中指出:“惟是皇帝大孝性成,超越千古,恐过于悲痛,宜勉自节哀,以万机为重”。“其丧制,悉遵典礼,成服后三日,皇帝即行听政。”又叮嘱身为皇太后的儿媳:“我病若不起,皇帝断勿割辫。”

    尽管玄烨已有精神准备,但事情真的到来时,仍然难以承受。孝庄逝世后一连十余日,玄烨昼夜号痛不止,水浆不人口,以至吐血昏迷。他违反清朝后丧皇帝例不割辫的祖制,不遵祖母遗旨,不听皇太后劝告,毅然割辫;又拒绝臣子关于“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腧年”的奏告,决定将孝庄梓宫安放在慈宁宫内,直到翌年正月十一日发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春佳节,玄烨坚持于慈宁宫为祖母守丧。他“每念教育深思,哀痛实难自禁”,恸哭不止如前。正月十一日,孝庄的梓宫被迁往朝阳门外殡宫,发引时,玄烨“割断轿绳”,坚持步行;途中每次更换抬梓宫的扛夫时,也“必跪于道左痛哭,以至奉安处,刻不停声。”玄烨执意为祖母持服守丧二十七个月,后经百官士民再三劝奏,才勉强同意依照祖母的遗嘱,“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

    连续六十天“不宽衣解带,犹未盥洗”的侍疾、守丧生活与巨大悲痛,几乎摧毁了玄烨的身体,他“五内怔仲恍惚”,“足疾虽痊,旧疴丛生”。直到正月下旬,“力疾御门理事”时,还得“令人扶掖强出。”困扰玄烨晚年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等疾患,很可能就是此时落下的病根。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玄烨亲自护送祖母的梓宫,前往遵化孝陵以南刚刚建成的暂安奉殿,恭视封掩。

    孝庄去世后,玄烨谕令礼部并传谕诸王、大臣:“太皇太后祭物,俱照世祖皇帝往例。”表明祭祀孝庄的规格,完全同皇帝相埒。

    (三)刻骨铭心的思念

    有人说,时间是冲淡哀思,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然而对玄烨来讲,这一良药竟失去了作用。孝庄死后,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他自己也离开人世,整整三十五年,一万两千多个日夜,他时刻没有忘怀祖母,始终没有从追念的痛苦中真正解脱出来。

    很长一段时间,玄烨不愿再经过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甚至不愿从与慈宁宫遥相对应的隆宗门出入。每当必须路过时,便绕道而行,以免触景生情,令人心碎。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底,他对大臣们说:“从前诣两宫请安时,皆于起居注记档。今诣(皇太后)宁寿宫请安时,朕因不忍过慈宁宫,故从启祥门行走。但此系宫禁之地,外官无由得知。此后每次请安,著令太监传谕敦住,仍令起居注官记载,其不忍由隆宗门行走之故,亦令谕侍郎库勒纳知之。”

    玄烨对祖母的感情,给法国传教土白晋留下极深刻印象。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他写与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像(康熙)皇帝那样最出色、最典型的孝道,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正因为唯有太皇太后曾对他有养育之恩,所以皇帝对她在一切方面的体贴、顺从,也达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太皇太后死后)整整三年中,皇帝不仅节制自己,而且还禁止王公贵族的各种娱乐”。“同时,他还每年多次去远处的陵墓,悼念太皇太后,以他的种种孝敬使死者感到欣慰。三年丧服期满后,皇帝还是继续这样’做,直至今天,还听说当他路过太皇太后在世住过的宫室时,还会禁不住流下眼泪。”

    康熙二十七年至六十一年,玄烨前往遵化祭谒暂安奉殿、孝陵共26次,平均每年0.74次,而且大都集中在冬季。他有意将谒陵安排在地冻冰封、难于行进的日子,是为了要在临近当年祖母与他诀别的时刻,去拜谒、慰藉祖母。

    一次,在暂安奉殿附近,他遇到曾侍奉孝庄多年的守陵太监崔邦琪。每逢看见原祖母宫中旧人,总是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悲从中来。于是,玄烨赋诗一首,赐给崔邦琪:“返照寒松影,心.悬泣露霜。一生常感悼,数载几悲凉。恨接云峰近,思连沧海长。问安劳梦想,绝矣九回肠。”至高无上的皇帝竟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守陵太监写诗赐赠,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历史上,是罕见的。玄烨一贯鄙视太监,认为“太监最为下溅”,是“虫蚁一般之人”他对太监崔邦琪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显然是爱屋及乌所致。由于祖母已永远离开了他,祖母生前留下的一切痕迹,包括曾经服侍祖母之人,对他来讲都具有特殊意义而倍感亲切。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玄烨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前,率领6位皇子往谒暂安奉殿、孝陵。是月底,他亲统大军出发,三月初九日途经赤城驻跸。这里,是二十四年前他第一次陪祖母前来洗温泉之地。白天,玄烨紧张调度,处理军机,无暇多思,但夜深人静后,追昔抚今,难以成眠。他曾赋诗抒怀:“慈宁曾驻此温泉,展转依稀廿五年。今日征途冰未解,当时冻岭雪还全(玄烨自注:往年奉太皇太后临幸之际,即是此时)。渐近边关风土别,长驱旌旗岳山连。孤城寒重深宵静,敢卜龙河奏凯旋。”

    孝庄在世时,玄烨每逢远行,途中必按时赶写奏书,请祖母安。孝庄去世后,当他再次来到曾写请安奏书的地方,总是感慨不已。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秋,玄烨奉皇太后去盛京谒陵,“驻跸(吉林)乌喇之船厂”时写道:“……忆壬戌(康熙二十一年)春夏巡行此地,每五日一奏请圣祖母太皇太后安,今不可得矣,书志慨慕。”“曾问慈宁草奏笺,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俄追忆,转眼光阴十七年。”也是此次途中,玄烨经过(吉林西部)克尔苏(素)地方时,亲临孝庄之弟、科尔沁和硕达尔汉巴图尔亲王满珠习礼墓奠酒。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玄烨又一次来到五台山。由于废立皇太子的风波,他的身体已每况愈下。行至二十七年前孝庄驻跸之地,他依然深切地缅怀祖母,只是心情愈发显得沉重:“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重。劳心愧自省,瘦骨夕鸣悲。膏雨随春令,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冬,玄烨像往年一样,率诸皇子祭谒暂安奉殿、孝陵。已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玄烨,久久伫立在祖母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他的一首名为“五十五年冬谒陵作”的七言诗,表露出其当时的心境:“拜奉山陵泪两垂,提携鞠育赖仁慈,松林转盛青如许,鬓发劳伤白所宜。屈指多年思慕永,深惭暮景远来迟。珠邱玉殿依然觐,悲想音容寸晷移。”

    梦是心头想。孝庄去世后,玄烨时常梦见祖母,特别是当他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出决断时,更是如此。

    一废太子期间,玄烨对孝庄的亲属、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等人谈起:“太皇太后在日,爱朕殊深,升暇以后,朕常形梦寐,奇异甚多。乌兰布通出兵之前,梦太皇太后止朕曰:‘尔慎毋出兵,出恐无益。’后朕强行,果至半途抱疾而还。中路出兵(即玄烨第一次亲征噶尔丹)之时,亦梦太皇太后谓朕曰:‘尔此番出兵,克奏大勋,但非尔亲获其俘耳。’彼时朕不能理解,后出兵,闻噶尔丹遁去,朕自拖诺山出兵往追,噶尔丹遂西奔,遇伯费扬古,大败之,多所俘获,始知梦兆合符如此。近日有皇太子事,梦见太皇太后,颜色殊不乐,但隔远默坐,与平时不同……。”

    玄烨的这段话说明,他亲政后很长时期内,凡有重大政务,无不向祖母请示,或相互商讨,而祖母的意见大都具有远见卓识,只要经过祖母点拨,便能顺利解决问题。玄烨对此印象深刻,永生难忘,以致在祖母去世后,每当他遇到重要问题而殚精竭虑地思考时,都不由自主地忆及往日祖母对自己的指点,终于形成梦境。至于是否如此神奇,则另当别论。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冬,一天,玄烨和大臣们谈话时,言及太皇太后,与以往一样,他立刻“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时距孝庄去世已整三十年,玄烨却依然如此,这一刻骨铭心的思念,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五、留给后人的思索

    孝庄与玄烨,是一对不平凡的祖孙,他们之间多方位、多层次的关系,给人启迪,令人深思。

    对孝庄来讲,玄烨不仅仅是亲孙子,在他身上,还倾注了自己对儿子福临的眷恋与深深的负疚之情。她事实上给了玄烨双份的爱,将她作为一位母亲对亲生儿子的爱,与作为一位祖母对亲孙子的关怀,融为一体,全部给了玄烨。在与儿子的关系问题上,孝庄有过沉痛的教训,所以她要千方百计搞好祖孙关系,同时也倍加珍惜与玄烨的祖孙亲情。

    在玄烨心目中,孝庄不仅是自己的亲祖母,正像他本人讲的那样:“朕白八龄,皇考世祖章皇帝宾天,十一岁,又遘皇妣章皇后崩逝。早失怙恃,未得久依膝下,于考妣音容,仅能仿佛,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抚育教训”,他对祖母“晨昏依恋三十余年”,感到“依圣祖母膝下,如亲皇考妣音容。”玄烨将孝庄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同时也将孙儿的亲情和孝敬,与作为儿子未能给与父母的回报,合在一起,一并给了祖母。

    孝庄与玄烨又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培育孙儿的过程中,她始终站得高,看得远,目标明确,寓爱于教。她对玄烨既疼爱备至,更要求严格;既充满祖母深情,又不失一位导师的威严。她认真总结、吸取教育儿子福临时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方法,终于按照她心目中的模式,将玄烨培养成一位十分出色的皇帝,这对清朝的巩固与康乾盛世的出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孝庄在儿子福临身上没有能实现的目标与愿望,在孙子玄烨身上终于达到;从儿子那儿未能获得的爱与慰藉,终于从孙儿这里得到了补偿。

    玄烨不仅天资聪慧,其自幼所处环境与清朝面临的局势,使他很早就具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所以能比较自觉、主动地按照祖母的指教,在各方面发奋苦学,不断提高治国能力;当他政治上完全成熟,可以独立处理国务后,祖母仍是他的导师和顾问。玄烨将自己的一切归功于祖母,他由衷地佩服祖母,敬重祖母,感激祖母的教育与培养。

    孝庄能够培育出这样一个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个人而言,关键是具备完成这一艰巨育人任务的品格、素质、才能和修养。

    首先,她自己就很热爱学习,“无它好,独嗜书史”,“性知书”,对满、蒙、汉三种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同时又有在皇太极、福临两朝三十几年的为政经验。所以,无论安排孙儿的学习,还是指导孙儿处理政务,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其次,她深沉、坚韧、果断、敏锐,心胸宽阔,待人比较宽厚,这些对于玄烨的性格与气质,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再者,孝庄极为关注清皇室即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朝政,“素以爱民为念”。福临去世后,她虽然成为清廷的头号人物,却很少权力欲望,甘心退居幕后,除去牢牢掌握清朝大蚁方针的最后决定权外,一意扶持、培养孙儿,并于孙儿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将权力移交给他,从而完全排除了祖孙之间存在权力之争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远见卓识,她才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培养玄烨方面,收到圆满效果。孝庄与玄烨的祖孙关系,还具有满汉两种道德、伦理观相互作用、兼容并蓄,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鲜明特点。玄烨的孝养思想,除去孙儿爱敬祖母等满族固有的朴素成份外,更多还体现出汉族封建伦常准则。玄烨曾说:“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他为祖母所做一切,既是出自真情,也是基于统治需要?,旨在给自己的儿孙、臣民作出榜样,希望他们能像自己对待孝庄那样对待自己,忠于朝廷,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统治,保证国泰民安的根本目的。康熙二十二年二月,玄烨命礼部议定:“皇上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前行礼时,和硕亲王以下,人八分公以上,内大臣、侍卫、大学士等,照常随行礼,八旗一品大臣并部院衙门满汉尚书,俱令在午门外众班内行礼。”可见他不是将自己对长辈的孝敬,仅仅视为家庭内部祖孙、母子之间的事,而是有意识地纳入朝纲,要求全体朝臣遵循无误。这也是封建皇帝家天下的一个具体体现。

    总之,孝庄身为祖母,在与孙儿玄烨的相处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起有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是她精心培养起与孙儿的感情,精心设计了这种她所满意的祖孙关系,精心培育出一位中国封建社会为数无几的名君。这是代表新兴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正处于蓬勃向上时期才能出现的现象,在古代中外历史上,也很罕见。

    玄烨自幼失去双亲,可是却从祖母这里,得到比祖孙亲情更重、内涵更为丰富、深刻的爱。以此而言,他作为一个8岁登极的封建皇帝,是幸运的;作为一个需要长辈关怀和家庭亲情的普通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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