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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大妃,多尔衮之母大福晋“葬活坟”之谜
努尔哈赤大妃,多尔衮之母大福晋“葬活坟”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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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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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5-04-01 22:31
★★★

  大福晋(?~1626年),纳喇氏,乌喇贝勒满泰之女,为努尔哈赤大妃。生三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努尔哈赤卒后,同殉。多尔衮摄政时,曾谥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入太庙。多尔衮获罪后,被出庙,罢谥号。

  生活在古代皇室的女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温馨如意。伴君如伴虎,荣辱沉浮瞬息变幻,不知何时就会祸起萧墙。在努尔哈赤死去十八个小时之后,他最宠爱的大福晋阿巴亥被四大贝勒逼迫生殉,理由是努尔哈赤有遗嘱在先:大福晋虽然年轻貌美,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快,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源,所以必须殉夫。

  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不相信汗王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她要据理力争。

  但是,四大贝勒告诉她: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而且,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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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图

  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大福晋的生殉非同寻常,努尔哈赤诸妃,如侧妃博尔济锦氏、伊尔根觉罗氏、叶赫那拉氏、哈达那拉氏及庶妃兆佳氏、钮祜禄氏、嘉穆瑚觉罗氏、西林觉罗氏等俱为善终。至皇太极死时,不论中宫皇后,还是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永福宫庄妃,还是那些无名号庶妃,无一人相从先帝于地下。顺治皇帝死时,虽有一名贞妃者从殉,但也不过一庶妃,而且从当时文献记载看,贞妃的从殉,出于皇室意料,显然是自愿从死,不愿苦熬清宫的寂寞岁月。而阿巴亥的生殉则不同,她既是地位高贵的“国母”,又有幼子尚未成年,更何况先申斥了她的一番“罪过”之后,宣布是“先帝遗命”,而且“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强逼之自缢殉葬,同样让人联想到逼迫大福晋生殉背后必有阴谋。

  早在若干年前,大福晋就经历了几次风波。努尔哈赤庶妃代音察向努尔哈赤告状说:“大福晋曾两次备佳肴送与大贝勒(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一次送给四贝勒(皇太极),四贝勒受而未食。而且大福晋一日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想是有什么事商议。大福晋自己也两三次深夜出宫院。”这样的事情令努尔哈赤非常不快,但他处理得非常冷静。

  女真族与蒙古族一样,有父死子娶庶母、兄死弟娶嫂的传统习俗,努尔哈赤自己就从死去的族兄那里继承了嫂子衮代为大福晋,而且他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他死后由代善继承阿巴亥。现在,阿巴亥出于对未来地位的考虑,提前向身为储君的代善传情,表达自己的倾心爱慕,可谓预做准备,原也在情理中。须知,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须发苍白,而阿巴亥正当三十岁的盛年,最是女人丰姿绰约的成熟时期,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很难不生外心。再说,拿贼要赃,拿奸要双,并无通奸的确证。所以,努尔哈赤赦免了大福晋的死罪,但予以休离。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小庶妃如何胆敢去告深受汗王宠幸、贵有三子的大福晋?而且牵连着自领两旗、居参政“四大贝勒”之首、老汗王欲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诬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的邪风从哪里刮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切皆缘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权力之争。因为老汗王年事已高,汗位的继承人为谁?已成为诸子侄中明争暗斗的焦点。因为努尔哈赤时代在政治上实行八旗制,以八旗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即以八旗旗主分权统治的制度;在经济上则“予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之”。军事上凡行军打仗亦以八旗旗主为统帅,各有统属,联合作战。这就必然形成八个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集团统治,也就会在汗位继承上导致“诸王争国”的恶劣后果。

  当时八旗人马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诸兄能够成为旗主,完全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而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让人心服口服?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那么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那么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形成三人联合的雄厚力量。一旦多尔衮、多铎成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一定要马上将他们的母亲处死,才能保证后金政权的稳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守在身边,她向诸位皇子传达老汗王的遗嘱是“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命。遭到四大贝勒的断然否定,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错误的命令,不可执行。但是这个女人既然放出了所谓“临终遗言”,即便不能把家族推向斗争的血海,也会埋下不睦的种子,早晚酿成灾祸。而且,皇太极地位声望渐隆,怎肯将皇位让给还不懂事的多尔衮呢?所以大福晋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死去。

  从上面的情况来分析,导演努尔哈赤大福晋生殉这场惨剧的应该是四大贝勒,而不太可能是努尔哈赤遗嘱所命,她的殉葬反射出爱新觉罗家族说不清道不明的皇权之争。

    多尔衮为何把大清国都城迁到北京?

  明朝崇祯十七年(清朝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

  在这以前不久,雄踞东北的后金英明汗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顽强守御,屡次打败爬城进攻的后金军,努尔哈赤又气又恨,指挥后金兵在城墙根部凿洞,准备破墙入城。袁崇焕发觉后,命令用西洋运来的火炮轰击。努尔哈赤被炮弹炸伤,只好命令全军退走。同年七月,努尔哈赤创伤复发,去清河汤泉疗养。八月,伤势转重,乘船回盛京。途中,他知道即将逝世,通知大妃纳喇氏来迎。八月庚戌日,因伤势恶化,殁于途中的瑷鸡堡(今沈阳市南)。

  第二天(公元1626年八月辛亥日),皇太极在诸贝勒和大臣的推举下称汗。第二年,改年号为“天聪”,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族(辛亥革命后通称满族)。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明朝时称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

  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勇于战阵,诸多军国大事,事必亲躬。由于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严重损伤了健康,积劳成疾。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晚上十时,在沈阳皇宫清宁宫东暖阁寝宫的南炕上端坐时突发心脏病而死。皇太极死后,大权落在多尔衮手里。

  多尔衮是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努尔哈赤一共有十五个儿子,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他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作继承人。可那时多尔衮才十五岁,年纪太小。八子皇太极依仗自己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夺得了继承权。

  现在皇太极死了,多尔衮正值年富力强,手下又掌握着努尔哈赤的精兵部队正白旗和镶白镶。他当然愿意按着当年努尔哈赤的遗言,接着当皇帝。可是,满族人受到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文臣武将大多主张子承父业,想立皇太极的儿子当皇帝。多尔衮很聪明,为避免内部发生冲突,就放弃了当皇帝的想法,在皇太极的儿子中挑出一个年幼的——六岁的福临,立为皇帝。他自己当摄政王,大权独揽,掌管朝政。福临即位后,建年号为顺治。清朝习惯用年号称呼皇帝,所以历史上称他为顺治皇帝。

  多尔衮和那些简单鲁莽的满族权贵不同,他有勇有谋,深知将来要夺取内地,和汉族人打交道,光靠打家劫舍的武力不行,还要依靠熟悉中原风土人情的汉族谋士。

  多尔衮当了摄政王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豫亲王多铎阴谋抢夺汉族大学士范文程妻子的事情。多铎是多尔衮的同胞弟弟,他们的生母纳喇氏大妃,是努尔哈赤生前最宠爱的妃子,被皇太极等贝勒强行逼迫为努尔哈赤殉葬,用弓弦活活勒死了,所以多尔衮非常痛恨皇太极。母亲死时,小弟多铎才只有五岁,一直依附在多尔衮身边,一直到长大成人。因此,平日最受多尔衮的疼爱。

  多铎见范文程的妻子非常漂亮,动了邪念,想抢占她,经常派人到范文程家周围观察动静,弄得范家日夜担忧,恐慌不安。多尔衮听到这件事,十分生气,马上派人把多铎叫来,当着满朝王公贵族和文臣武将的面严厉斥责了他,命令他上交二千两白银和十五个牛录的兵力(一牛录为三百人)作为惩罚。

  平时受到满族权贵欺凌的汉族大臣见摄政王不避亲贵,重重处罚了多铎,从心底里释去疑虑和怨愤,从此更竭力为清朝出谋划策了。范文程当即上书朝廷,分析关内的形势,请求严申军纪,笼络人心,进兵中原,同农民军争夺天下。多尔衮觉得有理,便拿定主意,率领军队向通往中原的门户山海关出发了。

  清军刚走到半路上,忽然迎来了两个明朝装束的人,自称是把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官吴三桂派来请兵的。

  原来,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就接管了明朝的权利。他亲自召见将官和耆老,又派人到黄河流域各地去建立地方政权,甚至准备开科取士,筹备即位典礼了。在财政赋税方面,农民实行“三年免征”。这样,百姓固然受益,可是,维持军队和政府的庞大开支,就要靠没收明朝内帑(音:躺:国库里的钱财)和对官僚勋戚追赃。大将刘宗敏和李过主持“北饷镇抚司”,把明朝三品以上的官员,一律发往各营追赃助饷,不服者就拷打上刑,对四品以下的官员则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然后授职录用。本来,大多数官僚地主虽然心里勉强,但是还以为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只要恭顺,便可保住功名富贵。不料,小官要捐银,大官要追赃,于是,官僚地主阶级都怀着疯狂的仇恨,转为与农民军对抗了。李自成等领导人,因为胜利也被冲昏了头脑,几乎忘记了东北关外还有虎视耽耽的清军。在一些农民官兵中,贪图钱财追求享乐的思想也有所滋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时候,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态度的转变,就越发举足轻重了。吴三桂出身官僚豪门,手下兵将骁悍,素为明朝以为北方屏障。农民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帝飞檄命他入卫,可他却走一走,停一停,迟缓观望,拥兵自重。北京陷落后,吴三桂又径直退回山海关去了。

  李自成进京后,也看到吴三桂的重要作用,就命人带着四万两犒师银和他父亲吴襄的劝降信,许诺父子封侯,劝他投降。吴三桂接到信后,以为从此可以跻身新贵,就决计投降。带着兵马入京朝见李自成。不料走到半路上,府中的大总管来边关报信,说他父亲吴襄被索饷二十万两,又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了去,还说农民军放火烧了他家的宅院。吴三桂一听,肺都要气炸了,马上翻脸变卦,返回了山海关。为了报私仇,他派人去见多尔衮,请求合兵攻打农民军。

  多尔衮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马上写信给吴三桂,答应出兵,并告诉他降清可以封王。吴三桂果然投降了清朝。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不肯归顺农民军,便亲自率军到山海关,征讨吴三桂。

   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和吴三桂约好,双方进行决战。那天一开始,农民军以威武的气势把吴三桂的人马包围起来,占了上风。然而,早就埋伏好的清军突然掩杀过来。农民军猝不及防,乱了阵脚,败下阵来。李自成这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了清朝,要引着清军入关了。

  李自成连夜返回京城。他深知敌我力量对比对农民军不利,决定退出京城,做长期抗清的准备。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基称帝,国号大顺。第二天早晨就率领军队撤出北京,退回他的发祥地陕西去了。两天以后,清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北京城下。

  北京城里的明朝文官武将听到消息,连忙出城迎接。他们走出离城门五里地以外,跪在大道两旁,不顾千军万马扬起的尘土,不住地磕着响头。多尔衮命令明朝官员在前面带路,从朝阳门经正阳门进入皇宫。进城之后,多尔衮在武英殿升座。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员,说:“我,我们大清军是仁义之师,这次进关杀贼,是为了替你们报君父之仇。”说罢,他又对身边的清朝王公大臣们说:“传我的命令,诸将进城,不许闯入民宅,对百姓要秋毫不犯,违令者严加惩办!”过了几天,多尔衮又装模作样地为崇祯皇帝发丧,表示自己不会跟明朝的官僚地主们为敌。

  消息传开,那些为逃避农民军躲到城外的地主和官僚们,也都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按满族人的习惯剃了头发,留起辫子,迎接清军。

  多尔衮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多年的夙愿,占领北京。他决定立刻迁都北京。可是有不少满族官员留恋东北故土,反对迁都。

  有一天,他们又在朝堂上发生了争论,一些大臣对多尔衮说:“王爷,不如留军队在这里驻守,大军还是班师凯旋吧!”多尔衮沉吟片刻,严肃地说:“先皇(指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说过,如果得到北京,马上迁都,以图进取,况且现在人心未定,不可轻易放弃北京。”几天以后,奉命回去接小皇帝的使者拿着多尔衮的亲笔信上路了。

  这一年十月,顺治皇帝从盛京来到北京。多尔衮用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以北京为首都。从此,清朝从偏居东北的小朝廷,成为统治全国的大清帝国。多尔衮为这件事立了大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有兄长死后嫂嫂嫁给小叔的习俗。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为了讨好多尔衮,巩固儿子的皇位,也按这个习俗,和多尔衮结了婚。于是,多尔衮又被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当了皇父摄政王,权力更大了。国家大事,他也不和别人商量,有时就在家里独自裁决。就连皇帝的玉玺,都被他搬到自己家里去了。

  多尔衮虽然很有谋略,但是他那满族贵族的积习很难改变。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像满族入关前那样强行圈占土地,分配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兵丁。北京附近方圆五百里的地方,全都被圈占。圈地官吏走到哪里,哪里的百姓就被赶走,不但田产房屋被霸占,就连锅碗瓢勺也不许带走。清朝官吏在北京附近先后圈地三次,共霸占土地十四万七千顷(一顷等于一百亩)。除了“圈地”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叫“投充”,就是强迫汉族百姓投靠到满族权贵门下,为他们当牛做马,耕地服役。后来,因为“投充”的人常常逃亡,清朝又颁布了“逃人法”,规定谁要窝藏逃亡的人,就要对谁处以重刑。

  “圈地”、“投充”和“逃人法”很不得人心。可是,只要有人在朝廷上稍微表示不满,多尔衮就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说:“今后,凡是有人敢为‘圈地’、‘投充’、‘逃人法’上奏疏的,一律从重治罪!”

  过了几年,顺治皇帝渐渐懂事了,对多尔衮独断专行越来越不满。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多尔衮病死了,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开始执政。第二年,他下令没收多尔衮的财产,免去他的爵位,把依附他的王公大臣全部贬职、革职或者处死。随后,顺治皇帝又将多尔衮掌握的正白旗收归自己名下。从此,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都由皇帝自己管辖,称为上三旗。清朝的皇权也一步步的加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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